聯想集團掌門人柳傳志先生坦率承認，包括他在內的整個企業家階層，“是很軟弱的階層”。其表現一是不敢抗爭，“面對政府的不當行為，企業家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與政府抗衡，只能盡量少受損失”;二是缺乏公共關懷，“我們只想把企業做好，能夠做多少事就做多少事，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

柳傳志先生是位傳奇式人物，在企業家被普遍視作強勢群體的當下，卻能坦率承認整個階層的“軟弱”，足見這種軟弱之無奈。

如果中國企業家階層真的如柳先生所說“很軟弱”，那么這種軟弱也不是群體現象，而應該是結構現象。改革開放30余年，從幾乎白地上生長出來的民營企業，有一個很貼切的形容詞，“野蠻生長”。誰都無法想象主導野蠻生長的企業家，其人格會“很軟弱”。在常識面前站得住腳的解釋是，由不軟弱的個人所組成的階層，完全可能因為特定的結構性因素，而成為總體上很軟弱的階層。

企業家階層的軟弱是因為市場本身的軟弱，而市場的軟弱是因為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中，經濟相對于政治的軟弱。市場作為一種制度，而不僅僅是作為交易場所的確立，是以經濟對政治的掌控為前提的。從古代到中世紀，政治或曰權力凌駕于經濟或曰資本之上，在全球范圍都是普遍現象。

在國家、教會和市民自治的城市三者分立的歷史背景上，在從宗教律法到世俗法律享有相對政府的獨立地位的文化傳統下，在歐洲主要國家的皇室多年征戰疲憊不堪，不得不向自治的市民借貸軍費的現實條件下，西方國家開始經濟向政治贖買權力的過程。即便如此，世界大國也分別走上了以英國、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三條不同道路，最后殊途同歸，都達成了經濟的獨立性，然后才有市場作為制度的確立，才有企業家作為階層的強勢地位的確立。

在中國，以中央集權的秦帝國為標志的國家形態過早成熟，特別是國家壓倒其他一切社會力量的獨大地位的確立，使得無論經濟、社會還是文化，都不得不臣服于政治之下。已故的著名漢學家美國哈佛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費正清先生說過，“以在如此長的時間里，統治如此多的人口來衡量，中國政府是獨一無二的，中國政府是中華文明對人類的最大貢獻之一。”中國政府的獨特性就是中國式政治與經濟或財富分配與財富生產關系的獨特性。計劃經濟本來就是一種“重分配的體制”，即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保留了政治主宰經濟的體制特征，經常遭到專家質疑的國家財政收入的增速長期成倍高于GDP增速，央行超發貨幣，國企靠行政壟斷攫取超額利潤等，無非說明財富分配仍然凌駕于財富的生產之上，這才有了近年來“基尼系數”居高不下，才有了城鄉二元結構，才有了當前國民殷殷期盼卻呼之不出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所以，企業家階層之“軟弱”，首先不像某些專家所說，是因為身處改革之中，舊體系開始消解，新體系尚未建成，難免出現行為越軌，“第一桶金”里有“原罪”;或者因為政府稅率太高，征繳率不高，企業在稅務方面總有破綻，“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或者因為官員腐敗，肆意尋租，企業家曲意逢迎，與權力結盟，難逃行賄之罪，而是因為經濟領域本身不具有獨立性，活動在其中的企業家自然難以獲得充分保障，而缺乏安全感的富裕階層遠比沒有財富的貧困階層來得“軟弱”：“有恒產者”不但有“恒心”，還有“恒畏”，只要企業家舍棄不了身外之物，即使轉移了不少資金，內心仍然擺脫不了忐忑，如此，要不軟弱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