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似乎離我們很遠，一呢，它不象儒、道、佛那么深入人心，基本每個讀書人都知道；二呢，我們近代的法律基本都是從西方學習而來的，在感覺上傳統中國是個不太講“法”的國家，甚至絕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中國還有“法家”這么一個學派。但實際上法家太重要了，在中國近2000年的歷史中，各朝統治者表面上追捧的是“儒”，但實際上用的是“法”，所謂“陽儒陰法”或者說“儒表法里”就是這個意思。法家對中國政治的實際影響力遠遠超過道家。不僅僅在“封建時代”，在49年建立人民共和國之后，法家還是重要的治國思想。

    我們的長輩們經歷了WG，很多那個年代的學生們對儒法等傳統思想的了解過程說起來滑稽，是從批判林彪開始的。林彪摔死之后，要批判他，江青派人去搜查林彪的家，翻出不少林摘錄的孔孟語錄。于是得出一個結論：林和國民黨一樣，都是“尊孔反法”的，后來掀起一場聲勢浩大的“批林批孔”運動。孔子算倒了霉了，死了2500年了還被拉出來跟林彪一起受批判。后來繼續發動“評法批儒”運動，矛頭又指向了被成為“黨內大儒”的“周公”。為了準備這些批判工具，人們開始大量閱讀古文，從里邊尋找批判的工具。我看到一個人在他的書里說他接觸《論語》就是從一本逐字逐句批判《論語》的書開始的。批判的話他沒有接受，被批判的東西反而打動了他，這倒是批判者所始料不及的了。

    法家思想及其淵源：

    法家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法家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里最后出現的一個學派。不象儒家有唯一明確的代表人物---孔子，道家有唯一明確的代表人物---老子，法家沒有明確的代表人物。一般來說，學術界認為韓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法家分為三派，一派以慎到為首，他主張在政治和治國方術中用“勢”，即權利與威勢最為重要；第二派以申不害為首，強調“術”，即權術謀略；第三派以商鞅為首，強調“法”，即法律和規章制度。韓非子認為這三者都必不可少。他認為：明君如天，執法公正，這是“法”的作用；他駕馭人時，神出鬼沒，令人無從捉摸，這是“術”；他擁有威嚴，令出如山，這是“勢”。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跟儒家相比較，法家有一個進步的地方，前者認為人類的黃金時代在過去，在堯舜時代，在文武周公時代；而法家則認為，新的情況勢必產生新的問題，只能用新的方法來解決，“世事變而行道異也。”毛澤東在評法批儒中說：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他講的就是這個意思。

    我們也絕對不能把法家當作現代的法學或者法律，法家歸根到底是“帝王之具”，是一套組織領導的理論和方法。法的實質是強力控制，勢的實質是強權威懾，術的實質是權術陰謀。一個人如果想走集權主義道路，組織大眾，充當領袖，則法家是可行的。它為統治者提供了一套儒表法里、霸王道雜之的統馭之術。MAO之所以如此偏愛法家，一方面是推崇其富國強兵的主張以及在中國完成大一統的歷史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為法家的理念跟他本人“以階級斗爭為綱”、“全面專政”的治國思想相結合。

    除了學術之外，歷代可以歸入法家的改革者也有幾個人。管仲可以被稱為法家的鼻祖，商鞅變法最有名了，而李悝的變法，尤其是對稅制的變法，對后世影響最深。

劉邦取天下之后，儒生陸賈勸告他說：“乃公天下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劉邦深以為然，借鑒秦滅國的教訓，廢棄嚴刑峻法，采用簡單的法律；采用無為而治、休養生息的黃老之道，形成了王霸兼用的治國方針。到了漢武帝的時候，“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際上開始了中國2000年儒法兼用、儒道兼修的治國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