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的開國皇帝都擁有強大的野心與領導力，仔細研究開來，這些寶貴經(jīng)驗，對于在市場經(jīng)濟中創(chuàng)業(yè)的人都有很大的借鑒作用。僅以北宋為例，看看宋太祖在治國時候所體現(xiàn)出的高超領導力。

    宋朝政治體制的主要特點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加強，體現(xiàn)在職官制度上的五大特點，即中央集權、皇帝集權、百官權力分散、重文輕武和軍事上內(nèi)重外輕。這個可以具體到文武兩條線的舉措。

    先看武的方面，趙匡胤在周世宗在世的時候，可謂韜光養(yǎng)晦，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與下屬的擁戴。在五朝十三帝的動亂年代，自然擁有很大的奪權機會。

    機會總是給有準備的人的，在周世宗尸骨未寒的時候，利用契丹與北漢聯(lián)軍進犯的消息，發(fā)動陳橋兵變，就是趙匡胤極大的進取心之表現(xiàn)，兵不血刃地把后周的天下整個端了過來。

    趙匡胤以國之重臣與皇親的雙重身份竊取了后周的天下之后，又極力避免有后人效法自己的做法，被下屬“黃袍加身”代替自己當皇帝，所以做了皇帝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過傳說中的“杯酒釋兵權”削掉高級將領的兵權，其中包括當初稱兄道弟的“義社十兄弟”。

    趙匡胤首先動員擁有兵權的高級將領解甲歸田，然后選拔新人接替其空缺出來的職位。他不僅把元老們的功績歸零，或者轉化成為可以及時兌付的東西。同時，選擇那些資歷淺而聽話，易于管理的人做左膀右臂，會讓人有“受寵若驚”的感覺。這一點就使趙匡胤清除了對自己威脅最大的潛在競爭對手。

    北宋在軍事上設置樞密院（相當于當代的國防部），將掌兵權與調(diào)兵權分開，樞密院大體是文官政治，雖然負責調(diào)兵，卻不懂軍事，也不負責管兵。樞密院負責軍令、調(diào)動和高級軍官的任免；“三衙”統(tǒng)率禁軍；兵部負責后勤事務和管理地方的廂軍；吏部負責武官銓選。

    宋太祖趙匡胤“懲藩鎮(zhèn)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得專其兵，兵不至于驕墮”。這種辦法可收到“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將官專權的威脅，當然，負面結果是對作戰(zhàn)十分不利，這也是導致宋朝對外用兵的時候顯得“肌無力”的重要原因。

    宋朝在兵源上實行募兵制，其中一種，就是每逢有饑荒，從饑民中招募士兵，補本城。宋朝政府對從饑民中招募士兵的辦法是“天下獷悍失職之徒，皆為良民之衛(wèi)”，也就是說把社會上的可能反抗者變?yōu)殒?zhèn)壓者，一舉兩得。這種“以暴制暴”的舉措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北宋在社會治安管理中的矛盾。

    宋朝還有個從后周時代遺留下來的傳統(tǒng)，就是從地方廂軍中選拔出強壯者充實到中央禁軍。戰(zhàn)略要地與邊疆的派兵，注重中央與地方的對抗性。這種被稱作“強干弱枝”的做法也是宋朝軍事制度的一個特點，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在對外抵抗入侵的時候，沒有任何戰(zhàn)斗力。

    北宋在軍事結構設置上，把兩司變成三衙，讓更多的人做領導，卻又讓誰都做不了最大的領導，這是分權，放權的同時分權，就是在集權。把調(diào)兵與戰(zhàn)爭的決策權，甚至具體戰(zhàn)役所使用的具體部署，都要由遠在千里之外的皇帝來指揮，因此就會時常出現(xiàn)貽誤戰(zhàn)機的情況。

    文官調(diào)兵與強干弱枝，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之類的特色，本身就是在削弱諸如子弟兵那樣的情感基礎與默契程度，也起到了弱化團隊戰(zhàn)斗力與向心力的效果。

    北宋的軍事管理機制把士兵當作棋子，而不會被感情所左右，這本身保證了朝廷的安全，同時也極大地弱化了軍事管理中的人性化成分。同時也讓帶兵打仗成為單純的技術工種，而負責訓練與帶兵打仗的都是武將，武將以無條件“服從命令”為天職，成為單純的戰(zhàn)爭機器。

    在文的方面，開科考試方面，趙匡胤“發(fā)明”殿試，把所有來參加考試的舉人都變成“天子門生”，從根本上杜絕朝堂上的政治利益集團對皇權的威脅，而且為隨后的宋太宗通過科舉錄用的文人形成井噴之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基本治國方略方面，趙匡胤立下了“不殺士大夫”的祖訓。在重文輕武的宋朝，誕生了很多名垂青史的文人騷客、詞曲畫家。讓宋朝擁有理學與儒家學派深厚的社會土壤，并使得在中國數(shù)千年的封建歷史中，宋朝的讀書人擁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

    再看趙匡胤留下的政治遺產(chǎn)在現(xiàn)代管理方面的價值與啟發(fā)。

    在平臺機制的設定上，做領導需要多創(chuàng)造針對下屬破格提拔的機會，領導者需要尊重每個人向上爬的內(nèi)心需求，注重協(xié)調(diào)前朝舊臣、自己的功臣以及潛在賢人之間的關系。

    趙匡胤把權利細分，并建立調(diào)配與制衡機制，在動態(tài)之中保持平衡，這個是符合時代發(fā)展的總趨勢的。所謂制衡機制，并不單純是御人之術，更多的是領導提供形象展示平臺，所謂御人之術更多的是從被管理者的角度提出來的。

    在現(xiàn)代機構的管理上，要想保持穩(wěn)定，首要的是數(shù)量上的匹配，總部的市場人員必須相對強勢于分支市場的規(guī)模，這是固本之法。其次是要經(jīng)常換防。就是經(jīng)常在區(qū)域市場之間進行管理人員挑換，雖然動態(tài)的換防會形成官僚作風，但官僚制度恰恰是長治久安的基礎。

    我們不主張在管理的時候勾心斗角，而更多的需要上下齊心，但實際情況往往是人都有進取心。既然陳橋兵變是趙匡胤進取心的表現(xiàn)，那么因何就要阻礙別人同樣的進取心呢？畢竟總不能說進取心是不對的，所以對領導而言，下屬的進取心是需要被限制的。

    對領導而言，面對權利的分配，首先是看對人，對自己的忠誠是最基本的，其次是有制度約束，讓他們從理性上難以做出不好的表現(xiàn)，再次是要講究策略，基于心理層面的研究與利用。在御人之術方面需要有制度性的保障。

    作為領導，要清醒地認識到：只要是授權，中層就必然會爭權奪利、弄權、濫用職權，因為他們分享的是高層的權，分食的是基層的利。所以既然授權很有可能被分權，領導被架空，最終要承擔全部責任，這對老板而言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最終還是要集權。

    領導需要時刻保持清醒的是：部署很厲害，一經(jīng)授權，遲早會弄權。所謂弄權的核心就是趨利避害的人性本能所支配的行為，即使下屬可以很好地控制私欲的膨脹，也會很難完全駕馭他們自己的下屬的思想與行為。當中層領導都是一些權臣，自然會對高層老板構成威脅，授權與分權的同時注重集權，收放自如的領導才是安全的。

    授權的基礎是信任。人與人之間，特別是在職場與商場之中，不會有與生俱來的信任，懷疑心重等于警覺性高，警惕性高一部分是由于大環(huán)境本就如此，另一部分是自己曾經(jīng)受到過傷害。

    關鍵是要有安全感，彼此之間增加信任的核心，

    老板必須學會自我保護，用制度的方式，用尊重并滿足其心理需求的方式來進行企業(yè)管理，領導對下屬的知情權是管理的基礎，對中層領導而言，即使得到信任與授權，先斬后奏也必須要及時奏，這是對中層最基本的要求。

    作為領導與老板，需要大小事情都知道，但什么都不管。這就需要在授權之后不定期檢查，因為授權不等于放棄知情權，一旦你的知情權被剝奪，就意味著你被架空了。

    老板一旦被架空，你這個老板就會從有權無責變得有責無權，讓自己變得很無辜，雖然把權利授予了值得信任的人，但依然難以抵擋人之本能的侵蝕，自己卻非常不放心。

    任何一個級別的人，不管是不是領導，都需要擁有清醒的意識與成熟的判斷，耳聽為虛，眼見也未必是實的。畢竟眼睛與耳朵是有高度選擇性的，甚至記憶都是有選擇性的，所以要想在根本上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審時度勢，依托心理研究而制訂應對之策。

    對領導而言，授權要得到授權的好處，是高難度的；授權給員工，最終的結局大體都是不歡而散，不是被得勢的下屬干掉，就是要把他干掉。

    對中層而言，只有讓自己尊重高層的權利，有所忌憚；具有戰(zhàn)略高度地為基層爭取利益，這才是值得托付的中層。離領導越近，就越會危險。在《易經(jīng)》中講“三多兇四多懼”。因為距離領導近了，不僅會跟基層隔離，連領導都要對自己嚴加防范。作為現(xiàn)代企業(yè)的領導與老板，還是多學習一些歷史吧。